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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建农民工权益保护与服务的多元综合体系

发布时间:2020-11-11 13:56:25|来源:信用中国|专栏:重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

改革开放40多年来,农民工为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,但由于城乡体制分割、资源分配不均等因素,农民工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仍较为明显,权益保护与服务保障需求非常迫切。建立多元综合性权益保护和服务体系,实现多方力量的整合、协作,化解劳动关系领域的突出矛盾,促进农民工全面发展,是贯彻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理念、推进有效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。

农民工面临就业和权益保护等主要问题

在经济结构调整、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,数字经济、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加速发展,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一是就业问题。在中央提出的“六稳”“六保”重大决策部署中,就业排在第一位。作为流动的群体,工作是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最重要的依托,也是其最根本的利益所在。备受讨论的农民工“短工化”问题,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更加明显,甚至出现日结散工的就业状态。在就业渠道上,农民工仍然以老乡和亲友介绍为主,职业选择的空间非常有限。从事的职业总体上还是局限在低层次的劳动力市场中,难以获得职业地位的向上流动。在产业升级持续深化的条件下,就业结构性矛盾愈益明显,农民工就业的不匹配性和难度也不断增加。

二是权益保障问题。以往研究对农民工的收入、劳动强度、工作时间、职业环境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丰富的阐述,很多问题至今仍然存在。与农民工付出的艰辛劳动相比,他们并未获得等价值的报酬。国家统计局的监测数据显示,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、城镇社会保险参与率都还比较低。特别是在平台经济新业态中,农民工大量投身于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等新兴职业,面临工作稳定性、劳动强度、安全风险等方面的问题。

三是社会融入问题。对于很多农民工而言,农村生活已然成为过去,但城市依旧是留不下的城市。总体上看,农民工的职业地位仍不高,在工作所在的城市买房定居也存在一定问题。他们能够触及的公共服务相对较少,其中最重要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广泛面临的子女入园、入学问题,在大中型城市尤显迫切。从行为适应来看,农民工的交往行为具有明显的“内卷化”特征,社交网络在城市社会中的拓展不足,社区参与也很有限。在关键的文化和认同层面,近几年农民工的受排斥感明显降低,但城市身份认同仍旧缺乏。

农民工多元综合服务体系的基本结构

上述问题是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、管理体制、社会力量等众多因素的交织下形成的,是农民工面临的一种普遍性的结构性状态。这些困难呈现出来的多样性、复杂性和约束性,远远超出农民工的个体应对能力。突破这种结构性困境,不能缺少农民工的主体性、能动性,但更需要组织化、社会化、专业化的力量,形成一种支撑个体、联结制度、发挥合力的综合性体系。

首先,参与力量多元化。在中央关于社会治理的政策阐述中,越来越强调党委领导下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。党和政府在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和服务提供中的工作不能缺位,党委的领导作用必须加强,政府应当切实负起责任。同时,需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力量的参与,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、企业组织、社会组织、农民工自身等各个主体的作用。在依法维权、依法服务的法治框架下,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、农民工自主管理的良性互动。

其次,权益保护和服务内容综合化。这对应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中的多样化需求。前文所提到的三个问题,基本上呈现了农民工在城市空间中的全场景困境。广受社会关注的劳动经济权益,涵盖了就业保障、劳动收入、社会保险、劳动安全等;在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权益上,涉及社会融入、职业发展,以及相关的居住、子女教育、技能提升等多个方面。这些问题和需求并不是一个个原子化的离散状态,而是紧密勾连在一起的网状图景,因而需要提供整体性的解决方案,使服务的内容和项目可以相互联动。

最后,权益保护和服务方式多样化。农民工服务不能仅仅局限于具体问题、矛盾和需求的解决,还应思考这些问题背后的观念和制度因素,并寻求从更为宏观的层面进行政策倡导、制度变革。因此,权益保护和服务包含两个层次,每个层次均包含多样化行动方式。一是宏观层面的政策倡导和制度设计,目的是从源头上解决农民工权益受损和服务缺乏的问题。政府在立法和政策制定上责任重大,同时群团组织、社会组织也可以成为政策倡导的重要力量。二是微观层面针对特定事件的权益保护和社会工作服务,着眼于农民工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的解决。对个体而言,解决具体问题和困难往往更为直接和重要。中央提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、全国总工会规划发展工会社会工作者队伍,都为社会组织、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工权益保护和服务提供了明确指引。此外,在微观方式中,需要注重教育、增权等手段,培养农民工自主意识。

促进农民工权益保护与服务中的组织整合

从政策话语来看,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和服务工作,符合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趋势。在多元综合体系中,以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为前提,农民工的权益保护与服务在组织化、专业化基础上,如何增进不同参与组织之间的互信与协作,对于实现有效社会协同和社会治理非常重要。从农民工的组织化形式来看,主要涉及工会组织和相关社会组织。

首先,党委和政府强化规范、引导和支持性工作。党政主体的职能有一定边界,在农民工权益保护和服务领域,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,可以由社会组织来承担。针对目前很多组织在民政注册困难、行动资源不足等方面的问题,政府可以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,推动其身份和行动的合法化。当然,创造便利不等于放任自流,而是促进社会组织的规范化、制度化和专业化运作,保障社会组织依法自治、依法履责。在这个过程中,党政主体也应坚持依法治理,通过制度、规范和资源支持,发挥政治引领和服务监管的核心作用。

其次,工会作为枢纽型组织发挥引领整合功能。中国工会的基本职责就是“维护职工合法权益、竭诚服务职工群众”,政治上更被定性为“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”“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”。因此,工会作为枢纽型组织,不仅是直接服务农民工的行动主体,也足以成为整合其他社会组织的重要力量。2016年12月,全国总工会印发《关于推进工会联系引导劳动关系领域社会组织工作的意见》,强调要积极扶持和发展劳动关系领域的社会组织,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为职工提供优质的服务。可以说,在国家政策支持、工人现实需求和工会改革创新的背景下,工会组织也迫切需要开放思维,与其他服务工人的社会组织真诚合作,构建一个协同共进的服务共同体。

最后,社会组织要充分展现资源联结和专业服务的能力。每个主体都有自身能力范围,需要通过合作来取长补短。工会在密切联系农民工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,比如机关化、行政化等。社会组织扎根于所服务的对象当中,其生命力就在于和服务对象的直接联结与互动。因此,从事农民工服务的社会组织,能够通过承接各种委托项目等形式,将政府和工会的资源与农民工群体联结起来,真正打通服务职工“最后一公里”。在政府和工会支持下,社会组织还可以开展农民工培训、协助农民工与企业进行集体协商等,通过资源整合和专业性服务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自我调节机制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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